泰铢为何贬值？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(2)

罗伯特&#8226&#59&#59;塞特隆告诉我，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&#8226&#59&#59;罗伯逊“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”，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——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。“注意”这个词有深意。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，朱利安&#8226&#59&#59;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。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，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。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。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，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。“注意”香港市场，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。换言之，朱利安&#8226&#59&#59;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。
从纽约回来后不久，在我的陪同下，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。
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。在访问完上海船厂(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)之后，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&#8226&#59&#59;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。“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(股价)——船生锈了，工人们在聊天。”安德森说。
“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。”罗伯特&#8226&#59&#59;塞特隆说。“如果你们沽空，但股价仍然上升，怎么办？”我问。这种情况经常出现，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“概念”股时。
“我们会沽空更多！”罗伯特&#8226&#59&#59;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。
当天中午，我和罗伯特&#8226&#59&#59;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。天气不错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。
罗伯特&#8226&#59&#59;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。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，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(Fidelity)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。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，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。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：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，直到当时为止，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。1991年1月，日经指数(Nikkei 225)曾冲至39000点水平，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，暴跌约60%。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，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、坚定和耐心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。
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。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。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，借贷成本极低。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，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，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。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，年回报率达50%(投资风险也很大，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，投资者损失惨重)。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“携带交易(carry trade)”。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，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，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，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。
考察结束，我回到香港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。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(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)及“隐含超值”(“Implied Surplus value”)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。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%以上。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，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。
背景：1997年10月风波
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。风暴已经来了
在横扫东南亚之后，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。
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，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。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，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，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(Competitive Devaluation)的可能。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，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。
1997年8月14日、15日两天，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。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。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，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，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，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(投机)成本下平仓。
事后看来，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。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，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：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。
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，是“货币发行局制度”(Currency Board System)的一种形式。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，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。以香港为例，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.8港元，相应地，每发行7.8港元，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。
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。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，必须根据1美元兑7.8港元的汇率，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(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)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。同样，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。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，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.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。
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，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。
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%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，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。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，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.8港元现钞。在这基础货币之上，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。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.7万亿港元，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。很显然，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，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，联汇制是守不住的。
而且，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，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。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。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.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，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。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(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)向金管局拆借港元，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。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，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。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，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。
1997年10月下旬，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，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，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。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，金管局抽紧银根，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%(按年率折算)。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，但是亦重创股市。市场上沽盘如潮，在1997年10月下旬，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，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、跌幅13.7%的纪录。